第9章
那天晚上,陈花生躺在出租屋的床上,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发呆。李铁柱在旁边打呼噜,呼噜声像拖拉机一样,震得床板都在颤。但他一点睡意都没有,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白天的事。
林桦林说“你让我觉得这世界上还有值得相信的人”。
这话太重了,重得像一块石头,压在他心口上。
他只是个司机,一个从山沟沟里走出来的穷小子,兜里没几个钱,身上没几两肉。他拿什么让人相信?拿什么去扛苏曼那座大山?
可林桦林说这话的时候,眼睛里的光是真的。
那种光,他在部队见过。那是战友之间才能看到的,我把命交给你,你把命交给我,不是信任,是托付。
他翻了个身,把脸埋进枕头里,不知不觉天就亮了。
周末过后,新的一周开始了,林桦林像是换了一个人。
她不再抱怨,不再叹气,不再在车上闭着眼睛一言不发。她开始主动打电话,拜访客户,重新梳理公司的业务。陈花生每天载着她到处跑,有时候一天要跑七八个地方,从龙华到南山,从南山到宝安,一整天都在路上。
“林总,您这样跑,身体吃得消吗?”有一天陈花生忍不住问。
“吃不消也得吃。”林桦林在后座翻看着文件,头都没抬,“公司是我的命,命都快没了,还在乎身体?”
但陈花生看得出来,她的疲惫是写在脸上的。眼角的细纹比以前深了,说话的声音比以前轻了,有时候在车上翻着翻着文件,眼皮就开始打架,脑袋一点一点地往下栽。
他悄悄地调高了车里的空调,把音乐关掉,让她睡一会儿吧,哪怕只有十分钟。
与此同时,陈花生开始做一件事,他在手机里建了一个备忘录,把每天发生在林桦林公司身上的事一条一条地记下来:哪天工商来查账了,哪天网站被黑了,哪天客户终止合作了,哪天收到律师函了。
每一条都记着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细节。
他不知道这些东西将来有没有用,但沈玉说过一句话“苏曼做了这么多坏事,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留。”
痕迹,他要找到痕迹。
一月中旬的一天,林桦林让他去机场接一个人。
“谁?”
“我大学的同学,姓方,叫方远。”林桦林说,“她在北京做律师,很厉害,我想让她帮我看看,苏曼那些事有没有法律途径可以走。”
律师,陈花生心里一动,他以为林桦林已经放弃了法律途径,没想到她一直在想办法,看来她真的开始反击了。
方远的航班下午两点落地,陈花生提前到了机场,举着牌子在到达大厅等着。
半个多小时后,一个高个子女人拖着行李箱走了出来。
方远三十五岁左右的样子,一米七几的个头,穿着一件藏蓝色的大衣,头发剪得很短,她的五官不算漂亮,但有一种说不出的气质,像是随时可以走进法庭跟人辩论的那种人。
“你是陈花生?”方远走过来,上下打量了他一眼。
“方律师好,林总让我来接您。”
“林桦林给我发了你的照片,说你是个老实人。”方远笑了笑,笑容很职业,但比苏曼那种假笑真诚多了,“走吧。”
上了车,方远坐在后座,拿出手机开始处理工作。她打电话的语气干脆利落,每一句话都像刀切的一样,又快又准。
“这个案子,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,证据链不完整,你不要抱太大希望……对,我不是在吓你,我是让你做好心理准备……好,就这样。”
挂了电话,她叹了口气,靠在座椅上。
“方律师是做哪方面的案子?”陈花生随口问了一句。
“民事纠纷,主要是合同纠纷、股权纠纷这些。”方远揉了揉太阳穴,“偶尔也接一些刑事案件,但不多。”
“那林总的事,您能帮上忙吗?”
“桦林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个大概,具体情况要看了材料才知道 不过听她的描述,这个案子不好办。”
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没有书面证据。”方远说,“法律讲的是证据,不是你嘴巴说的。你说她骗了你的钱,你要拿出证据来,转账记录、合同、聊天记录、录音录像,一样都不能少。她说那些钱是借的,她说那些钱是投资的,你拿什么反驳?”
陈花生沉默了。
方远说的这些,跟林桦林之前说的一模一样,没有证据,寸步难行。
车到了公司,方远下了车,拖着行李箱进了大楼,陈花生把车停好,坐在车里等着。
他掏出手机,翻到那个备忘录,看了又看。
那上面记了很多东西,但仔细想想,没有一条是能当证据用的。
税务查账人家是正常执法,有举报人,按程序办事;网站被黑谁干的?不知道;客户终止合作,人家有权利不跟你合作,不需要理由。
每一条都像拳头打在空气上,用尽了力气,什么也打不碎。
方远在林桦林办公室待了三个多小时,她出来的时候,脸色不太好。
陈花生送她去酒店的路上,她一句话也没说,一直看着窗外发呆。
快到酒店的时候,她忽然开口了。
“陈花生,你跟桦林多久了?”
“快三个月了。”
“你觉得桦林这个人怎么样?”
陈花生想了想,说:“她是个好人。”
方远转过头看着他,目光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。
“你知道这世界上最吃亏的是什么人吗?”
“什么人?”
“好人。”方远说,“好人容易相信人,好人不好意思拒绝人,好人总觉得世界跟她一样善良,可这个世界,不是这样的。”
陈花生没有接话。
“我跟桦林认识十几年了,她这个人,什么都好,就是太容易信人。”方远叹了口气,“当年她老公是这样,现在苏曼也是这样。”
“她老公?”陈花生忍不住问了一句。
方远沉默了几秒,像是在犹豫要不要说。
“她前夫,姓陆,做进出口贸易的。两人结婚的时候,桦林把所有的钱都投到了他的公司里,后来公司亏了,她前夫跑了,留下一屁股债,桦林一个人扛了三年才还完。”
陈花生的手在方向盘上握紧了。
“那她女儿……”
“这件事我不方便说,你问她吧。”方远推开车门,“总之,桦林这个人,这辈子吃了太多亏了,我不想看到她又栽一次。”
她下了车,拖着行李箱往酒店大堂走。
走了几步,又回过头来。“对了,你帮我转告她,苏曼这个案子,光靠法律很难。她要是有办法拿到证据,比如录音、录像、转账记录什么的,我可以帮她想办法。光靠嘴说,没用。”
陈花生点了点头,证据,又是证据。他知道证据在哪,在苏曼手里,在她的电脑里,在她的办公室里,在她那些见不得光的文件里。
但他拿不到,他是司机,不是特工。
他要怎么拿到那些东西?翻墙进去偷?趁人不注意拍?这些事他想想都觉得自己疯了。
可如果拿不到证据,林桦林就只能认栽。
那沈玉的妹妹呢?那些被苏曼骗了钱、坑了命的人呢?她们也只能认栽?
他摇摇头,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甩出去。
先回去再说,晚上,陈花生把方远的话转述给了林桦林,林桦林听完,沉默了很久。
“她说除了法律,还要有证据?”
“对。”
“可我没有证据。”
“方律师说的可能就是这意思,您得想办法找证据。”
“怎么找?”林桦林苦笑,“去苏曼的办公室偷?”
陈花生没有说话,林桦林看着他的表情,忽然警觉起来。
“花生,你不会真的想去吧?”
“我没说。”
“你脸上写着呢。”林桦林的声音拔高了,“我告诉你,你别乱来,那些事不是你该干的,你要是出了什么事,我怎么跟你家里人交代?”
“林总,您别激动,我就是想想。”
“想都别想!”林桦林斩钉截铁地说,“听到没有?”
“听到了。”
陈花生嘴上答应着,但心里头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轮廓。
那个轮廓还不太清晰,但它像一棵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草,一旦冒了头,就再也压不下去了。
一眨眼,春节快到了。深圳的年味比陈花生想象的要淡。街上挂了一些红灯笼,商场里循环播放着恭喜发财的歌,但路上的人越来越少,很多店铺都贴出了“春节放假”的告示。
李铁柱提前一个星期就回河南老家了。临走前他拉着陈花生叮嘱了半天:“你也早点回去,你爹妈在家等你呢,别为了挣钱把命搭上。”
陈花生嘴上答应着,但心里清楚,他今年回不去了,不是不想回,是不能回。
林桦林的公司刚出了那么多事,她一个人留在深圳,万一苏曼再搞什么动作,她连个帮手都没有。
他把这个想法跟林桦林说了,林桦林的眼泪差点掉下来。
“你不回去,你妈不想你?”
“想。”陈花生笑了笑,“但我回去了也不安心。与其在老家想着这边的事,不如在这边好好干,年后回去也一样。”
林桦林没有再劝,除夕那天,林桦林没有出门,让陈花生也休息一天。
“你来我家吃饭吧,就我一个人,怪冷清的。”
陈花生犹豫了一下,答应了。
林桦林的家在波托菲诺的一栋联排别墅里,上下三层,装修得很雅致。但这么大的房子,只有她一个人住,显得空荡荡的。
“随便坐,我去做饭。”林桦林系上围裙,进了厨房。
陈花生在沙发上坐下来,有些拘谨。他环顾四周,看到电视柜上摆着几个相框,有林桦林年轻时的照片,有她跟一个男人的合影,还有一张小女孩的照片。
那个小女孩,扎着两个小辫子,笑起来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。
他看了几秒,没有伸手去拿。
厨房里传来切菜的声音,香味从门缝里飘出来。陈花生走到厨房门口,看到林桦林正在切西红柿,动作很熟练,完全不像是那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富婆。
“林总,您做饭还挺熟练的。”
“以前在家常做。”林桦林头也不抬地说,“后来一个人了,做得少了。”
年夜饭不算丰盛,但每一道菜都做得很用心。两人对面坐着,电视里放着春晚,热热闹闹的,但屋里很安静。
“花生,喝一杯?”林桦林举起红酒。
“我开车。”
“今晚不用开,你住这儿,客房我给你收拾好了。”
陈花生愣了一下,然后点了点头。
林桦林给他倒了小半杯,两人碰了一下。
“新年快乐。”林桦林说。
“新年快乐,林总。”
“别叫林总了,大过年的,叫桦林姐吧。”
“桦林姐。”陈花生叫了一声,总觉得别扭。
林桦林笑了,笑容在暖黄色的灯光下显得特别柔和。
“花生,你这几个月,辛苦了。”
“不辛苦,应该的。”
“没什么应该不应该的。”林桦林放下筷子,看着他的眼睛,“你来深圳这么久,吃了那么多苦,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,又摊上我这摊子烂事,换了别人,早跑了。”
“我不是别人。”
“对,你不是别人。”林桦林端起酒杯,又抿了一口,“你是陈花生。”
两人边吃边聊,林桦林说了很多她以前的事。说她年轻时从老家来深圳,兜里只有五百块钱,住过十块钱一晚的床位,在工厂流水线上站过十几个小时,后来慢慢做起了珠宝生意,一步一步走到今天。
“那时候苦是苦,但心里有奔头。”林桦林说,“现在呢?钱有了,房子有了,车有了,可心里头空落落的,像丢了什么东西一样。”
“丢了什么?”
“不知道。”林桦林摇摇头,“也许是年轻时候那股子傻劲儿吧。”
吃完饭,两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林桦林抱着一个抱枕,缩在沙发角落里,电视上的小品演得热闹,她看着看着,眼皮开始打架。
“桦林姐,您去睡吧。”
“嗯。”林桦林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,但没有动。
过了一会儿,她忽然开口了,声音很小,像是在说梦话。
“花生,你知道吗?我女儿要是还活着,今年应该十七岁了。”
陈花生没有说话。
“她走的那天,也是过年。”林桦林的声音开始发抖,“大年三十,外面都在放烟花,她躺在病床上,拉着我的手,说‘妈妈,我想回家’。”
她的眼泪无声地流下来,顺着脸颊滴在抱枕上。
“我没能带她回家。”
陈花生从茶几上抽了几张纸巾,递给她,林桦林接过纸巾,擦了擦眼泪,吸了吸鼻子。
“对不起,大过年的,说这些不吉利的话。”
“没事。”陈花生说,“说出来好受些。”
林桦林看了他一眼,忽然笑了,笑容里带着泪光。
“你这个人,话不多,但每一句都说在点子上。”
“是吗?”
“是。”林桦林站起来,“不早了,你去睡吧,客房在一楼,洗漱用品都给你备好了。”
“好。”
陈花生站起来,走了两步,又回过头来。
“桦林姐。”
“嗯?”
“您女儿,她在天上,一定希望您过得好。”
林桦林的眼泪又涌了出来,但她笑了,使劲点了点头。
“嗯。”
陈花生走进客房,关上门。
他躺在床上,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鞭炮声,心里头五味杂陈。
今晚,他看到了林总的另一面。不是那个雷厉风行的女老板,不是那个在苏曼面前据理力争的女强人,而是一个失去了女儿的母亲,一个孤独的女人,一个跟他一样,在这个世界上拼命活着的人。
他翻了个身,把被子拉到下巴。
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,他不能让她一个人扛。
“咚咚咚……”外面有人敲门。
“花生,你睡了吗?”
“没有。”
门开了,林桦林站在门口,手里拿着一个红包。
“给你的,压岁钱。”
“桦林姐,我都二十二了,不要压岁钱了。”
“多大都得要。”林桦林把红包塞进他手里,“图个吉利。”
她转身走了,走了两步,又回头说了一句:“花生,新年新气象,咱们明年,一定会好的。”
“会的。”陈花生说。
门关上了。
陈花生低头看着手里的红包,红彤彤的,上面印着金色的福字。
他把红包放在枕头底下,闭上了眼睛。
窗外,远处有烟花绽开的声音。
砰!砰!砰!
像心跳。
更像战鼓!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