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夕站在黄昏的街头，像一株被风折断的野草。

高中毕业那天，她连一张合影都没来得及拍，就卷起铺盖进了工厂。

流水线上的日子从手心磨过去，十二个小时的班，赚的钱刚够给母亲抓三副药。

母亲常年泡在药罐子里，肺病像个无底洞，怎么填都填不满；父亲嗜赌如命，把家里最后一把椅子都搬上了牌桌，赢了喝酒，输了打人。

温夕从十六岁起就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。

她白天在电子厂拧螺丝，晚上去夜市摊洗碗，凌晨回家还要给母亲翻身喂药。

她以为只要自己够拼，日子总能好起来。

可拼命赚来的钱，永远填不上那个越来越大的窟窿——父亲的赌债像滚雪球，利滚利，滚到温夕连账都不敢算。

直到那天，高利贷的人上了门。

“再不还钱，你爸的手就别想要了。”

领头的男人把烟头碾灭在饭桌上，留下一个焦黑的洞，

“房子也抵了。明天之前，连本带息，三十万。”

三十万。

温夕觉得眼前发黑。她这辈子见过最多的钱，是上个月发工资时卡里的四千八。

当天晚上，她被推出了家门。

母亲在后面哭，父亲——照例，早跑了。

温夕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她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，也不知道该往哪去。

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像一条被踩碎的线。

天色灰蒙蒙的，像一块永远拧不干的抹布。

“缺钱吗？”

一个声音忽然从旁边冒出来。

温夕脚步一顿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一个戴着口罩的男人已经站在了她身侧，黑色卫衣的帽子压得很低，只露出一双没有温度的眼睛。

声音也压得低，像怕被谁听见。

骗子。

这年头，谁会在大街上这样问一个陌生人？

温夕没接话，攥紧手里唯一剩下的几十块钱，低头继续往前走。

脚上的布鞋磨破了底，每一步都硌得脚心生疼。

男人也不纠缠，只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，快步跟上来塞进她手里。

“想清楚了打这个电话。越快越好。”

温夕攥着纸条走了几步，随手塞进包底。她没当回事。

可命运没给她“不当回事”的余地。

当晚，那伙人又来了。

这一次不是恐吓。

他们直接砸开了门锁，铁棍把门框都撬变了形。

五六个男人冲进来，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。

电视机、冰箱、母亲仅剩的一件金饰——那是外婆留给她的遗物——甚至连厨房里的半桶油都没放过。

能搬的全搬空了。

温母被人从床上拽下来，摔在地上，旧病发作，咳得直不起腰。

温夕扑过去把母亲搂进怀里，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发抖。

父亲，照例，不在。

屋里只剩下一张歪斜的床和满地的碎玻璃。墙上的挂钟被砸瘪了，指针停在九点四十三分。

“明天，最后期限。”

领头的人蹲下来，一把捏住温夕的下巴，逼她抬头。

他嘴里叼着烟，烟灰落在她膝盖上，烫出一个洞。

“还不上钱，你女儿跟我们走。”

他慢条斯理地吐出一口烟，烟雾喷在她脸上，呛得她眼眶发红，“怎么卖，我说了算。”

临走前，他留下一个人守在门口。

那人搬了把椅子坐在楼道里，翘着腿抽烟，时不时往门里看一眼——意思是，你女儿跑不掉。

那一夜，温夕没有合眼。

她搂着母亲坐在墙角，听着母亲时断时续的咳嗽声，听着窗外的风把碎玻璃吹得沙沙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