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说简介

小说《退是虚进是雷，我选择平推》，主角李正，故事讲述了：被临时抽调去汉东那天，我以为就是一次普通的协作任务。结果刚落地就发现，这潭水比我想象的深太多。新环境里满是打量和试探，旧日有过摩擦的同事也在旁观望，目光里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。我只是想把交代下来的事情踏实做好，可每一步都踩在暗涌上。你退一步，别人觉得你心虚；你进一步，又有人觉得你太急。怎么选都不对，怎么做都有人等着看后续。没人告诉我这次调动的真正用意是什么，也没人给我一个明确的边界。我只能一边埋头干活，一边在那些试探和目光里找自己的位置。那些曾经有过过节的人，此刻眼神变得格外复杂。我告诉自己，先把事情做顺了再说，可事情本身，就没那么简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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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这个逻辑，到了副部级以后，就变了。
副部级是一个分水岭。这个级别的人，不管是怎么上来的，能坐稳的都有两把刷子。在这个层面上，政治资源当然还有用，但已经不是决定性的了。决定性的是一个很虚但很硬的东西——立场。你是公心大于私心，还是私心大于公心；你是在为一方百姓做事，还是在为自己往上爬攒资本；你是志同道合可以并肩作战的战友，还是利益交换用完就扔的工具。这些东西，装是装不出来的，时间长了全写在脸上。
李正对这个分水岭的感受，是从他当平阳市委书记的时候开始变得清晰起来的。
平阳是汉南的老工业基地，国企改制以后留下了一屁股烂账，财政赤字十几个亿，几十万下岗工人安置不了，谁去谁头疼。组织找他谈话的时候，他没有犹豫就接了。不是因为他不怕难，而是因为他知道，在这种烂摊子上干出成绩，不需要跟谁争功，成绩就是成绩，干干净净地摆在那里，谁想抢都抢不走。
在平阳那六年，他干了三件事。第一件，把市里的僵尸国企一个一个清掉，该破产的破产，该重组的重组，把厂房腾出来搞产业园区。第二件，用产业园区的税收优惠和劳动力优势，从沿海拉了一批民营企业过来落户，硬是把平阳从一个老工业基地掰成了一个新兴制造业城市。第三件，把旧城改造和下岗工人安置捆在一起，用土地置换的方式建了四万套安置房，把几十万下岗工人的居住问题解决了大半。
这三件事干完，平阳的财政赤字变成了盈余，GDP增速在全省排进了前三。省里开始注意到他。当时的省长就是现在的省委书记周砚山，带着省发改委、财政厅的一帮人到平阳调研，看完产业园、看完安置房小区，周砚山在车上跟他说了一句话：“李正，你在这个位置上干得不比任何人差。”
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，李正就知道，他的下一站不是平阳了。
但他同时也知道，他上去了，平阳这个摊子得有人接。而且接的人必须是他信得过的人，不能把好不容易攒下的家底败了。他开始留意合适的人选。说来也巧，当时汉南省发改委有个副主任叫赵东来，比李正小两岁，是刘建国省长的老部下，能力很强，但一直在发改委窝着，想下去主政一方没有机会。李正跟他在几次项目对接会上打过交道，印象不错——这人思路清楚，作风务实，最重要的是，他对平阳的发展路子是认可的。
李正主动去找了刘建国。他跟刘建国说的原话是：“省长，平阳的产业转型刚开了个头，接下来五年是关键的巩固期。我从公安出来的，在这个位置上再待下去也出不了什么新花活了。赵东来这个人我接触过，他懂经济、懂产业，比我更适合接下来这个阶段。如果组织上考虑让我走，我希望平阳能交到他手上。”
刘建国当时的表情很微妙。他看了李正好一会儿，然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李正，你是第一个主动找我推荐继任者的市委书记。别人都是捂着不让走，你倒好，把接班人名单都给我列好了。”
后来事情的发展顺理成章。李正调任副省长兼公安厅长，赵东来接了平阳市委书记，一年后刘建国接任省长时，赵东来又顺理成章地成了省发改委主任的热门人选。一条线穿起来，三个人都往上走了一步。刘建国得了能干的部下和稳定的班子，赵东来得到了施展才华的平台，李正得到了副部级的台阶。谁也没亏待谁，各取所需，皆大欢喜。
但李正心里清楚，到了副部级以后，这种“合作共赢”的性质已经不一样了。以前在县里、市里，他的合作对象是具体的某个人——局长、副局长、市长、省长，关系是一对一的，成果是拿来交换的。但到了副部级，他的合作对象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了，而是一个体系、一个群体，是一群跟他志同道合的人。这些人不需要他拿政绩去交换什么，因为他们之间已经有了更牢固的纽带——共同的理念、共同的判断、共同的底线。
党校的老师算一种。同学算一种。那些在项目对接会上认识的、在跨省协调会上打过交道的、在中央部委挂职时共事过的——这些人都算。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、各个系统，平时不常联系，逢年过节也不一定走动，但一旦你有正事、有公事，需要协调配合，只要找对人，对方会接你的电话，会听你把话说完，会在职责范围内帮你把事情往前推一步。不是因为你送过什么礼，也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把柄在人家手里，而是因为人家知道——李正这个人做事靠谱，不是给自己捞油水的。帮他，就是帮正经事。
这种关系的建立，靠的不是一顿酒、一个红包，靠的是时间的积累。每合作一次，对方就会在心里给你打个分。分攒够了，信任就有了。李正花了二十三年攒这个分，攒得比谁都多。所以当侯亮平冲进公安厅的时候，不光保卫处的人敢揍他，省委书记愿意替他出头，省长的电话直接打到了最高检——这些都不是偶然的。这是二十三年攒下来的信用，在一天之内兑现了。
李正把烟头摁灭在窗台上的烟灰缸里，转过身来。窗外的晨雾已经散了，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，在办公桌上切出一道明亮的边界。他看了一眼桌上剩下的半个馒头，已经凉透了。他拿起馒头，三口两口吃完，喝了一口凉茶，然后把老孙叫了进来。
“老孙，云岭那边有没有新消息？”
“还没有。技侦的人说阿鬼关机前最后出现的基站在边境线附近，再往前就是原始森林了。如果他是徒步穿林子，至少要五到七天才能从另一侧出境。我们已经联系了边防支队加强盘查。”
“五到七天。”李正重复了一下这个时间，“那就是说我们还有大概四十八小时的窗口期。通知禁毒总队，把收网方案提前，先收外围那几条小鱼，动静搞大一点，让阿鬼以为我们已经把网收了。”
老孙愣了一下：“声东击西？”
“对。他藏起来就是因为感觉到了危险，如果让他以为危险已经过去了，他可能就会放松警惕重新冒头。云岭那边重点布控所有边境口岸附近的小旅社、小饭馆、长途车站。阿鬼不会徒步穿林子的，他没那么能吃苦。他一定会找地方躲，躲够了就会想办法出境。”
老孙点了点头，转身要往外走，又被李正叫住了。
“还有，你帮我查一下省发改委赵东来主任最近的日程。看看他哪天有空，我想约他吃个饭。”
老孙看了他一眼，眼神里带了一丝好奇：“赵主任？您找他有事？”
“没事。就是想跟他聊聊平阳那边的情况。他在平阳干的这一年多，有几个产业园的项目我一直在关注。有些项目跟公安系统的技防建设有关系，看看能不能对接一下。”李正说得很随意，但老孙知道，李厅长从来不做“没事”的事。他找赵东来吃饭，八成是有什么想法了。
老孙出去以后，李正重新坐回办公桌前，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又写了一行字：声东击西，四十八小时窗口。然后翻到前一页，看了一眼昨晚写的那行字——“阿鬼——活见人，死见尸”。他在“活”字下面画了两条横线，又在旁边加了一个字：引。
他把笔放下，靠在椅背上，看着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发呆。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——案子到了关键节点的时候，他会把所有信息在脑子里重新排列组合一遍，然后放空，等答案自己浮出来。这个习惯是从当年在派出所破那个山洞命案的时候养成的。那时候他在山里蹲了三天，第三天晚上实在撑不住了，靠在石头上眯了一会儿，结果梦里全是脚印的走向和深浅对比，醒来以后他忽然就想通了凶手的行动路线。
日光灯嗡嗡地响着。李正闭上眼睛，脑子里走马灯似的闪过一串画面：侯亮平鼻青脸肿的样子；周砚山摘下老花镜慢慢擦拭的动作；小刘脖子上那道结痂的抓痕；老周在会议室里说“跟了您这么多年，您是什么人我们心里清楚”；赵东来在产业园工地上跟他一起看图纸时专注的表情；刘建国在走廊里拍他肩膀时那双粗糙的手。
这些画面毫无逻辑地跳来跳去，但李正没有去整理它们。他只是任由它们在脑子里漂着，像河面上的落叶一样顺水流。他知道，这些看似无关的人和事，最后都会在某一个节点上连成一条线。侯亮平的出现不是偶然，钟正国的退让是暂时的，周砚山的支持是有条件的——他得继续证明自己值得被支持。而证明自己的方式只有一个：把案子办好，把队伍带好，把位置坐稳。只要他还在这个位置上，只要他手里的工作还能出成绩，那些想动他的人就找不到下刀的地方。这是他在基层就悟出来的最朴素的生存法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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