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站在门口不敢进来，他把这一切看在眼里，那种小心翼翼的、生怕刺激到他的样子，像针一样扎在他心上。

她从前在他面前从来都是鲜活的、明亮的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。

现在却连迈一步都要犹豫。

他把她变成了这样。

他配吗？

“你先出去吧，我现在还死不了。”

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，他的心像被人从胸腔里活生生挖出来扔在地上踩了一脚。

可他说了。

因为他觉得，她站在那儿看着他残缺的身体，每一秒都是煎熬。

他舍不得。

哪怕她不说，他也知道。

她是舞蹈演员，她的手、她的腿、她的身体，每一寸都是用来在舞台上发光的。

而他，如今连站起来都做不到。

她越是对他好，他越是觉得自己配不上。

越是想留住她，越是想要推开她。

他伸手，把被子往上拉了拉，盖住那些空荡荡的地方。

然后他把脸转向窗户，目光落在外面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上，一动不动。

他在等。

等什么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

也许等她进来。

也许等她离开。

两扇门，隔了不到十步的距离。

可他觉得，那是他一辈子都跨不过去的距离。

第二次查房，护士说：“药吃了，水喝了两口。还是不讲话。”

阮星晚站在门口，攥着衣角，嘴唇抿成一条线。

走廊尽头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，是护士站的座机响了，接起来之后朝走廊这头喊了一声：“阮星晚！阮星晚在吗？电话！”

她的心猛地提起来。

这个时间，谁会打医院的电话？

她快步走过去，接过听筒，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带着南方口音的软糯，却压不住底下的急切。

“星晚？是星晚吗？”

江母。

阮星晚的手攥紧了听筒，指节发白。

“阿姨，是我。”

“星晚啊，绍烽的手机怎么打不通？我打了十几个电话都没人接，他秘书也说联系不上他。到底怎么了？你们不是去买戒指吗？出什么事了？”

电话那头隐约还能听到江父的声音，在问：“打通没有？”

阮星晚闭上眼。

她想起第一次见江母。

三年前，江绍烽带她回三亚过年。

江母穿着真丝旗袍坐在沙发上，从头到脚打量了她一遍，目光在她那件红色羊绒大衣上停了停，笑着说：“小姑娘长得真标志。”

可那笑没到眼底。

后来江绍烽去书房跟父亲说话，江母端着茶，轻描淡写地问：“她家里做什么的，父母在哪工作，有没有留过学，会不会法语。”

江家生意上有不少法国客户。

阮星晚老实答了：“母亲是中学老师，父亲开一家小书店。没留过学，不会法语。”

江母点了点头，放下茶杯，说：“绍烽这孩子，从小眼光就独特。”

那语气，是夸，也是贬。

后来江绍烽跟她求婚，江母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你长大了，自己定吧。”

江父更直接，在家庭群里发了一段话，大意是：“婚姻不是儿戏，要门当户对，要能相互扶持。”

江绍烽回了一句：“我选的人，我自己负责。”

就这一句。

再也没有人敢说什么。

可阮星晚知道，二老心里一直有疙瘩。

她觉得只要自己慢慢努力，总会让他们改观。

可现在……

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。

指甲缝里还残留着干涸的血渍，是江绍烽的。

“阿姨，您别急。”她开口，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稳，“绍烽没什么大事，就是……我们去买戒指的路上，被一辆大车刮了一下。绍烽受了点伤，在医院住几天就好了。”

“刮了一下？”江母的声音拔高了，“刮到哪儿了？严不严重？他在哪个医院？我跟你叔叔马上订机票——”

“阿姨，真不用——”

“阮星晚。”江母打断她，声音忽然沉下来，带着一种母亲特有的、不容欺骗的直觉，“你老实告诉我。绍烽是不是伤得很重？他是不是……还在抢救？”

“没有！”阮星晚几乎是喊出来的。

她深吸一口气，压住喉咙里往上涌的酸涩，把声音放得又慢又稳，“阿姨，绍烽已经做完手术了，人清醒的，能说话。医生说后续好好养，没生命危险。您和叔叔别慌，真的。现在最要紧的是他情绪稳定，要是你们二老先乱了阵脚，他更撑不住。”

电话那头安静了。

过了几秒，江母的声音传过来，带着一点极轻极轻的颤，“星晚，你跟我说实话。绍烽到底伤到哪儿了？”

阮星晚闭上眼。

“腿。”她说，声音低而稳，“撞到了腿。做了手术，还在恢复。”

她没说截肢。

她说不出口。

电话里说不出口，她怕江母那头直接晕过去。

她只能等他们到了，当着面，让医生来说。

可她又觉得，这个谎撒得心慌，江母是江绍烽的亲妈，母子连心，她能感觉到的。

“阿姨，”她又开口，声音里多了一点她自己都意外的坚定，“绍烽现在需要人撑着。我在这守着他，你们来了我们一起想办法。可咱们谁都不能倒，好不好？他那么骄傲的人，最受不了的就是看到家里人因为他乱了方寸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江母的声音低下去，像是在跟自己说话，又像在跟她说，“我知道他那个脾气……从小就要强，摔了跤从来不哭，膝盖磕出血了还绷着脸说不疼。”

她顿了顿，忽然说：“星晚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辛苦了。”

阮星晚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涌出来。

她咬着唇，把听筒拿远了一点，怕自己吸鼻子的声音传过去。

江母从来没对她说过这种话。

三年了，这是头一回。

“我不辛苦。”她哑着嗓子说，“阿姨，你们路上注意安全，到了给我打电话，我去接你们。”

“好。”

电话挂断。

阮星晚把听筒放回去，整个人靠在墙上，仰头看着天花板，把涌上来的眼泪一点一点逼回去。

她从前是被宠坏的那个。

江绍烽忙，可再忙也会记得她每个月那几天不能喝冰的。

他出差，行李箱里永远塞着给她带的礼物，有时候是一对耳钉，有时候是一条裙子，有一次是一整箱普罗旺斯的薰衣草，就因为她随口说了一句：“听说那个地方很漂亮。”

她在他面前撒娇、耍赖、任性，因为她知道有人兜底。

天塌下来有江绍烽顶着，她只需要在他撑起的屋檐下，做他的小姑娘就好。

可现在，屋檐塌了。

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。

纤细的，柔软的，连瓶盖都要江绍烽拧开的。

这双手能做什么？能帮他翻身吗？能扶他做康复吗？能在别人说三道四的时候，挡在他前面吗？

她不知道。

可她知道，从今天起，她必须学会。

她走回病房门口，没有推门。

她站在门边，从门上的小玻璃窗往里看了一眼。

江绍烽还靠在床头，面朝窗户。

他的侧脸在晨光里显得格外苍白，下颌绷得很紧。

他保持着同一个姿势，像是从昨晚到现在就没变过。

阮星晚把额头抵在门框上。

“绍烽。”她轻声说，明知道他听不见，“你等我一下。我去洗把脸，让自己清醒清醒，不要再哭了，很快。”

她转身往洗手间走。

路过护士站的时候，值班护士抬头看了她一眼，目光里带着一丝悲悯。

阮星晚没看见。

她脚步很快，脊背挺得很直，灰色外套的下摆在她身后微微扬起。

走廊尽头，天光已经大亮了。